5C班 李文佳

萬曆十五年，看似平淡如常的一年，整個帝國泛起幾個小小的漣漪，「風起於青萍之末」。看似細枝末節，但它後來引發的風暴足以將帝國傾覆。

萬曆皇帝九歲登基，從小飽讀經史詩書。曾幾何時他也想勤政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努力做到聖賢所提倡的堯舜之最高目標，成為一代明君。為了成為聖明君主，他出席早朝，履行藉田，祭祀天地，頒歷等諸多儀式，還放棄了自己最喜歡的書法。歸根究底，聖明君主是因為德行高尚，各項行為符合禮法才能傳世。在十九歲之前，由於年齡尚小，萬曆皇帝由張居正和大伴馮保輔佐治理朝政。等到萬曆十五年張居正過世，真正由他來親政時候，他發現無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廢長立幼，不得不參加各種禮儀活動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給官員升降官職……他意識到自己雖貴為九五之尊，實際上只是封建禮教的一面旗幟，只是文官集團為了維護自己權利的而產生的。名義上天子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力，實際上都在文官集團的「操控」之下。所以他採取了消極罷工的方法來對付龐大的文官集團。「端坐在寶座上的皇帝，他的力量帶有神秘色彩，其神秘之處就在於可以使不合理的處置合理化。」從另一個角度來說，皇帝其實是龐大文官集團的傀儡。縱使皇帝的處置不合理，只要百官俯首接受，沒有觸及文官集團的利益，則不合理也就隨之成為了合理。一旦皇帝的行為超出了文官集團的預想，皇權不再是傳統禮節中神秘的、抽象化的，就開始了上諫，甚至不惜以生命為賭注，賭一次萬古流芳的可能。弘治皇帝就是很好的例子，他謙抑溫和，遵從禮教，聽憑文官的建議，文官就稱他為有道明君。很明顯，所謂天子，所謂皇權，都被所謂的禮節道德綁上了枷鎖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萬曆皇帝選擇了「無為」來對抗。皇帝、皇權、和帝國最終都成為了封建禮節制度的犧牲品。

再看申時行，他為人謙和，他秉承著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」的辦事風格。他看出了文官集團的「陰」與「陽」，他看出了在這種以禮治國，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制度下，文官集團於皇帝之間需要互相遷就，互相讓步。他就在暗中做調節，做「和事佬」。目的就是為了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任。是啊，文官從小都熟讀「四書」，申時行自然知道文官和皇帝之間的「誠意」有多重要。在我看來，申時行就像潤滑劑，減少了文官集團之間，文官與皇帝之間的摩擦與衝突。他避「陰」倡「陽」，以求帝國得到發展。申時行為帝國的發展默默貢獻了很多，但令我惋惜的是，後人對他的評價都多多少少帶有輕蔑之色，但我認為，在這個以道德禮節為根本，以文官為支柱的體制下，申時行所做的何嘗不是因為被道德束縛？被禮節所綑綁？他又何嘗不知道文官才是代表最有力量最有權勢的「道德」？他的暗中調和「陰陽」又何嘗不是對制度的妥協？他知道，萬曆皇帝也知道，只不過申時行作為首輔用調和的方法進行妥協，而萬曆皇帝以消極「無為」表示對制度的妥協。

萬曆皇帝的消極「無為」，張居正的死後清算，申時行的「尸位素餐」，戚繼光的孤獨死去……無不訴說著歷史的悲劇，制度的悲劇。禮與道德為一切社會行為之規範，明朝在法律、軍事、行政等各個方面技術和管理的不足都以禮和道德補之，結果禮和道德成了一個枷鎖，所有人都被困在裡面。時至今日，凡有爭議之事發生，道德就時常被人提起，成為人口中的輿論導向和評判是非的標準。道德確有教化之處，但我們更應該有明辨是非的能力，因為禮與道德並非萬能，它們不能代替技術，更不可代替法律。